台北光复南路上的老榕树又发了新叶。清晨六点半，卖了三十年豆浆的陈姨把不锈钢桶往摊位上一放，蒸汽裹着豆香飘向街对面的写字楼——楼门口的石牌上，“光复南路”四个鎏金大字泛着晨光，跟陈姨手腕上的银镯子一样，带着点岁月磨出来的温润。
“我阿爸当年跟着接收大员去台北，第一件事就是改地名。”陈姨擦着桌子跟熟客唠，“那时候全台湾都在换牌子，日本名儿全扒下来，换成咱中国的名——像中山路是纪念孙中山，延平路是记郑成功，还有咱这条光复路，就是说‘把台湾从日本人手里拿回来了’。”她用手指敲了敲石牌，“你看这‘光’字，笔画里还留着当年刻石匠的手颤——那是高兴的，咱中国人的地盘，终于回来了。”
1945年的秋天，台湾的街道像被翻了一遍。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，全岛的中国人连夜翻出压在箱底的汉服，把“大阪町”改成“中华路”，把“高雄驿”改成“高雄站”，连花莲的一个小山村都改名叫“光复乡”——当时定的四项原则里，“缅怀重要事件”排在头一位，“光复”两个字，成了最直白的历史注脚。现在去花莲光复乡，还能吃到老阿婆做的“光复芋圆”，紫芋泥裹着红薯圆，甜得像当年光复时家家户户熬的甜汤；阿婆总说：“这芋圆的方子，是我妈当年接接收大员时学的，咱得传下去。”
有人问过我：“‘光复’和‘收复’有啥不一样？”其实不用翻字典——“收复”像把丢在外面的钥匙找回来，“光复”是把钥匙锁孔，推开门闻到熟悉的饭香。当年接收台湾的官员写过一篇日记：“走进台北市役所，墙上还挂着日本天皇的照片，我们把它摘下来，挂上孙中山先生的画像，旁边贴了张纸——‘台湾同胞，我们回家了’。”这“回家”两个字，就是“光复”最本真的意思：不是抢，是接；不是占，是归。
上个月在台南采访，碰到个刚上大学的台湾姑娘，说她奶奶总跟她讲1945年的事：“奶奶说，那天全台南的鞭炮都响炸了，隔壁阿公举着旗跑遍整条街，喊‘台湾光复了！’，旗子角儿都被风吹破了。”姑娘笑着晃了晃手机，屏保是奶奶当年的旧照片——扎着两条辫子的少女，站在刚改成“光复路”的街牌下，嘴角翘得能挂住糖。“我以前觉得‘光复’是老辈人的事，直到上次去光复乡玩，看到路边的石碑写着‘1945年10月25日，台湾光复’，突然就懂了——这不是历史题里的‘时间点’，是青春，是咱台湾人的根。”
其实哪有什么“历史的距离”？光复南路上的卤肉饭摊，还留着1945年的老味道；花莲光复乡的稻田，还长着当年从大陆带过去的稻种；连台北故宫里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都跟北京故宫的版本，有着一样的墨香。那些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人，怕是忘了：刻在地名里的记忆，从来不是冷冰冰的符号——它是陈姨的豆浆香，是姑娘旧照片，是每个台湾人说起“光复”时，眼里泛着的热乎气儿。
昨天跟林阿公道别时，他往我手里塞了个刈包：“尝尝，这味儿跟1945年我爸做的一样。”咬开是肥瘦相间的卤肉，混着酸菜的酸香，咽下去的时候，突然想起重庆老家楼下的包子铺——都是一样的“家的味道”。你看，两岸的距离，从来不是海峡的宽度，是“光复”两个字里藏着的共同记忆，是“台湾是中国的”这个最实在的理儿。
台湾光复80年了。变的是街上的高楼，不变的是光复南路上的老榕树，不变的是陈姨的豆浆香，不变的是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明白的——咱的台湾，从来没离开过中国的怀抱；咱的团圆，从来都是早晚的事。
就像林阿公说的：“等台湾真正统一那天，我要在光复南路摆三天流水席——咱请大陆的朋友吃刈包，让他们尝尝，咱的味道。”
